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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長江，中華民族的母親河。開發(fā)和利用長江水能資源，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。

　　船出三峽，一代人以改革作楫，決策論證、建立“四制”、滾動開發(fā)……應對技術經濟生態(tài)挑戰(zhàn)，擘畫工程藍圖;

　　逆水行舟，一代人以創(chuàng)新為舵，分期施工、兩次截流、控溫澆筑……攻關難題，筑就千米壩身。

　　站在三峽工程開工建設30周年的時間點上，回顧其建設歷程，我們試圖尋找問題的答案：為何創(chuàng)新是三峽工程的基因?創(chuàng)新，又將引三峽工程走向何方?

三峽工程全景圖

　　在歷史航道中錨定目標

　　回顧五千年中華治水史，從鄭國渠到都江堰，從紅旗渠到丹江口，疏浚河道、筑壩蓄水、引渠灌溉的水利工程盡管各有創(chuàng)新，但多偏于利用河流單一功能開發(fā)。而三峽工程兼顧防洪、生態(tài)、航運、能源等多重效益，可謂水利工程創(chuàng)新的集大成者。

　　翻開中國地理版圖，長江上游徑流豐沛，約百萬平方公里江流裹挾滾滾水勢入三峽，卻只能靠數十余米的落差向東上千公里入海。山隨平野盡，江入大荒流，江漢平原蓄洪能力有限，加固堤岸又造出頭頂“懸河”。湖廣熟、天下足的另一面，1500萬人口和2300萬畝良田土地千百年來飽受水患之苦。

　　洪水頻頻來襲，“縱橫千里，一片汪洋”的困境何時可解?沿江數省每年幾十萬人護堤的腳步何時可停?

　　1953年2月，毛澤東同志乘“長江”號軍艦從武漢去南京途中，聽取林一山關于長江防洪的兩種設想方案的匯報。之后，毛澤東說：“為什么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，畢其功于一役，就先修那個三峽水庫怎樣?”

　　扼咽喉以治水患，伏“猛獸”使民無憂。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時任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(fā)總公司(簡稱“三峽總公司”)總經理的陸佑楣所說，一條相對穩(wěn)定的長江，才能夠支撐人類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。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，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涵。

　　在市場潮涌中主動作為

　　1992年4月3日，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《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》。

　　新華社報道記錄了這樣一幕：“掌聲里，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淚水。掌聲里，人們知道，在共和國年輕的歷程里，她的最高權力機關專門對某項建設工程作出決策，這是第一次。它意味著一個中國人做了70年的夢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現實……”

　　改革開放帶來思想的解放、行動的破冰，催生出三峽工程體制機制、管理模式等領域創(chuàng)新，以諸多“三峽之制”創(chuàng)新，豐富著我國“工程之治”的實踐與理論——

　　“四制”建立，明確責任主體。制度的設計必須適應時代的變化，跟上時代的腳步。

　　1993年1月，國務院成立了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，代表國家層面對三峽工程建設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宏觀調控。1993年9月，國務院批準成立三峽總公司，確定以市場化原則組織工程建設運營。這種模式理順了“政府規(guī)范管理、企業(yè)獨立運營、市場配置資源”的關系，形成了我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管理體制新模式。

　　三峽工程開工伊始，采用項目法人負責制、招標承包制、工程建設監(jiān)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四大管理機制，開啟我國現代水利工程建設管理的新篇章，更為我國工程建設管理制度改革投下“問路之石”。此后，建筑法、合同法、招投標法等法律法規(guī)相繼頒布，“四制”在工程建設項目管理中的法治標準進一步清晰，全國性工程建設市場加速形成。

　　“三期”為階，創(chuàng)新投融資模式。面對三峽工程這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投資項目，不少專家學者顧慮“國力難濟”。而在時任三峽總公司總經理的李永安看來，三峽工程建設正是改變單一國家投資格局，探索實現大型公共項目建設與資本市場相結合的一個重要契機。

　　以三峽工程三個建設周期為階，融資各有創(chuàng)新。大江截流前，建設風險大、融資需求高，國家注資、政策性銀行貸款解決起步難題;大江截流后，工程風險大幅度降低，加大市場融資份額、優(yōu)化融資結構;首批機組投產發(fā)電后，工程綜合效益逐漸凸顯，以股權融資通道和資本運作為載體，開辟多元融資渠道。

　　立治有體，完善管理標準。三峽工程預算管理、效率管理、質量管理相互交織，只有立治有體、施治有序，才能提升巨型工程駕馭能力。

　　確立“靜態(tài)控制，動態(tài)管理;總量控制，合理調整”的投資管理模式，有效控制投資概算、提升投資效果;首創(chuàng)“零質量缺陷”和“零安全事故”的“雙零”管理理念，建立施工單位自檢、監(jiān)理單位總體把關、業(yè)主項目部直接監(jiān)督、質量總監(jiān)專項負責的四級質量管理組織機構，有力保障了工程建設質量;研發(fā)支持設計、承包商、監(jiān)理和業(yè)主協同工作，實現全過程信息控制與管理的三峽工程管理信息系統(TGPMS)，建立起135項三峽工程質量和技術標準，有力促進了三峽工程建設邁向世界一流水平。

　　競爭、效率、規(guī)則、科學……誕生于改革開放蓬勃氣息中的三峽工程，以新的關鍵詞尋求體制機制變革，充分挖掘投資空間，錘煉工程把控能力，深刻證明了三峽工程正是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成立、在時代發(fā)展的潮流中建設的。

　　在闖灘越礁中穩(wěn)舵遠行

　　1996年秋天，一條公路自三峽壩區(qū)貫穿而出，逢山鑿洞、遇水架橋，古老的西陵峽中堡島連入時代發(fā)展“快車道”。

　　沿著這條路，多少技術圖紙、標準方案積微成著，多少機組部件、水泥原料壘土成山。建設者克服三期導流、變水頭機組、復雜壩體等世界級難題，以100多項世界紀錄、934項發(fā)明專利的知識成果，建成世界最大水利樞紐工程，世界最大船閘，世界規(guī)模最大、技術難度最高升船機，世界規(guī)模最大、技術最復雜的交直流混合輸電系統，拓展了世界水電坐標系的發(fā)展軸向和創(chuàng)新尺度。

　　凝聚合力，集成創(chuàng)新。大江截流——截流水深世界之最;截流流量列世界截流工程之首;截流時拋投強度居世界第一位。兩院院士潘家錚曾感慨，“翻開世界上大江大河截流工程史，這樣集多種難度于一身的情況確屬罕見，大江截流及二期圍堰確實是個超國際水平的工程。”

1997年，隨著最后一車石料傾入江中，三峽工程勝利實現大江截流

　　面對這一復雜難題，科研人員整合外部現存知識或技術，將水力學、巖土力學、金屬結構、環(huán)境科學等多學科結合，開展安全技術措施、模型試驗、測繪監(jiān)測、施工管理信息等一系列研究攻關。建設者創(chuàng)造性采用“預平拋墊底、上游單戧立堵、雙向進占、下游尾隨進占”的施工方案，解決了深水截流技術難題;截流期采用水文測報高新技術，以水文信息以及自主開發(fā)的大江截流三維模型，為擴大分流等提供技術支持;通過信息跟蹤、動態(tài)決策，不斷強化施工組織和管理;將工程實踐深化為理論，研究深水截流堤頭坍塌緣由與機理，首次提出了深水截流困難程度新概念、新問題。

　　這背后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設計總工程師鄭守仁凝聚專業(yè)技術人員合力攻關;實驗室內，大量水力學模型試驗、數值計算和機理分析反復測算;工程現場，建設各方充分交流，技術討論會隨時開講，水利專家?guī)兔Τ鳇c子……集成創(chuàng)新模式，也從長江走向金沙江四座梯級電站，走向海上風電建設場，在江海舞臺接續(xù)上演。

　　創(chuàng)造平臺，定向創(chuàng)新。三峽大壩右岸，北方重汽公司為三峽工程量身定制的“TEREX LDC-6型側卸式混凝土運輸車”，各項技術性能指標國際領先，此后在諸多水利與礦山工地應用;三峽電站內，鞍鋼技術中心和新軋鋼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組成的項目組，以超常規(guī)創(chuàng)新推動三峽蝸殼用鋼板研制，為中國水電鋼板600、800、1000兆帕“三級跳”實現漂亮的“第一躍”。

　　定制化場景下，產業(yè)鏈與創(chuàng)新鏈深度融合，創(chuàng)新主體堅持定向攻關、定制創(chuàng)新、定位突破，一批“三峽首創(chuàng)”技術實現“彎道超車”。

　　創(chuàng)新成果，廣泛共享。1996年的北京，一面“三峽工程左岸電站水輪發(fā)電機組國際招標會議”鮮紅條幅，吸引了來自全世界水電從業(yè)者的目光。三峽左岸14臺機組通過招標，實現中外聯合設計、合作制造，從三峽大壩左岸到右岸，中國企業(yè)先后取得了100多項技術專利，中國跨越了與國外先進技術30年的差距。